日照三杆

12点起床

看电视鸡蛋煮面吃饭

上网到14点 10号线开通，做13号转10号体验

到公司，找到扔在停车场的自行车，前面的车筐已被挤烂，好在还没坏。找人修理。

16点50骑车从中关村出发前往回龙观

18点10分到达

此时电话想起，朋友约19点在清华园附近避风塘见面聊天

18点30出发 17点10分到达

原来是周曙光再搞小聚会

坐在一边，听间或与人聊天至23点

10点开会，8点起床，崇文门地铁出来，乌云密布，打车过去，半路大雨倾盆。好在有伞在身，下车之时也小小湿身一把。

12点半赶回公司

开电脑瞎看

13点半出发前往王府井一影院

14点30到达，发现诸多名人一到场，司马南 郭松民（郭跳跳）黄纪苏 王小东，还见到韩浩月等人

一楼一茶一坐里面喝饮料聊天，记者忙着采访

16点电影开演，国产动画片风云决

17点59 电影结束 感叹动画片根本不适合儿童看，就是成人片呢

8点半起床

10点到会议场所开会。

11点45回公司，到肯德基吃鸡腿汉堡等若干25元5毛

下午传达会议精神

更新内容

下班走人

7点20起床

9点之前到公司

12点吃饭

18点下班

晚上看电视

打了一个出租就把家什搬走了。工作4年，就这点东西。或许不仅仅是这些……

新地方不错，没有了汽车的轰鸣，每天早上只有鸟叫，绿化的不错。

今天起准备每天记流水账。

7点早起

9点-12点 公司上班

12点-2点 跟专栏作家 一个公司老总在肯德基聊天。人家来北京谈生意，顺带见个面。感觉聊得不错。

2点-下班 工作

女友来北京几天，终于发现我花钱大手大脚，一把鼻涕一把泪跟我讲道理，说的我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作为男人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已经连续两天吃包子就咸菜了……

这两天一直忙着地震报道，睡眠严重不足，前天又搞了一个研讨会，关于灾后重建的，找了一些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和日本留学生来谈，希望能为重建做点什么。大前天找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和后抗日人士王锦思对谈中日民间交流，很有意思，两个人讲的都跟政府发言人一样。

接下来，有专栏作家建议搞中国人是否丑陋的研讨会，主要还是就此次地震引申开来讲，这个思路我还没仔细想清楚。

昨天晚上，看了几个前同事的博客，感慨万千。

自行车坏在半路，正好有个修车的摊儿。修车的师傅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车子修好。他的孩子刚刚出生三个月，孩子妈妈幸福摇着摇篮，看着电视，在一个局促的小屋里。看得出来，他们很幸福。有孩子的妈妈是幸福的，有孩子的爸爸是幸福的。快乐或许就是这么简单，跟金钱无关，跟荣耀无关。

骑车穿过北京的夜，朦胧的灯光，风骚的姑娘；北京啊，这样的夜晚让人沉醉；北京啊，这样的夜晚让人孤单。

前些天，跟大学同学吃饭，有些变化让我惊诧。吊儿郎当的同学天天泡关天茶舍让我惊讶。十大禽兽的策划者就是我也让我同学惊诧。我其实非常享受别人的恭维，就是“绝对不相信是我干的但事实就是我干的”那种感觉。

摄影者是年轻的“90后”大哥周德东

与著名艺术家铁心合影 山东老乡 呵呵

与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合影

与著名插图画家胡晓江合影 80后

这是我一个前同事说的，他经常看我博客。那天看我把博客名字改为B罩杯男人后，很严肃的批评了我，言语中流露出对我改名的失望。他说伪君子让他能想到鲁迅，B罩杯男人他联想不到什么人，看来伪君子比B罩杯男人还真是有文化啊

1、不得不佩服周杰伦

2、我的确很忙，这是真的。

3、我很忙这三个字重点在“忙”，以至于可以省略前面的“我”

最近两件事很郁闷：

1、胡子刮到一半 刮胡刀电池没电了

2、最近骑自行车上班，越骑越累，原来是车胎没气了。车胎打气后，轻快如飞，爽。

鉴定湖南华南虎，国家林业局岂能自掌嘴巴？

文/王小韦

湖南省林业厅、国家林业局相关部门在平江出现疑似华南虎后一直出言谨慎，目前尚未对外发布吴华所拍摄到的动物究竟是什么。昨日下午，记者从国家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处得知，该局除在确定录像是否真实后，已组织相关专家对录像里的大型猫科动物进行辨别。（潇湘晨报3月23日）

国家林业局对湖南华南虎的处理方式与陕西华南虎照截然不同，在笔者看来，尽管是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国家林业局对湖南华南虎的处理方式显然有违国家林业局一贯风格。国家林业局在12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华南虎照真假表态：国家林业局的主要职责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和资源调配。行政职能不能调位，也不能越位，国家林业局不会越位鉴定华南虎照片。同是华南虎，一边表态不会越位鉴定，另一边则表态已组织相关专家鉴定，如此截然不同的不应显然让人有些疑惑。

其次，国家林业局组织鉴定华南虎也在情理之中。陕西华南虎照引发全国舆论的普遍质疑，让陕西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骑虎难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为避免再出现类似情况，国家林业局及时介入湖南华南虎录像的鉴定，显然是防止再出现一个陕西华南虎事件，重塑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不过，既然国家林业局之前表态不会越位鉴定虎照，又怎能越位组织专家鉴定湖南华南虎录像呢？面对几乎相同的类似事件，国家林业局截然不同的反应，到底是在重塑政府形象，还是在自毁政府信用?

诚然，国家林业局及时鉴定湖南华南虎录像，是为避免出现陕西华南虎这样的尴尬局面。但国家林业局“越位”鉴定湖南华南虎录像之举，是不是在通过破坏“程序”和政府职能越位来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呢？政府如果以追求实质“正义”的名义，破坏程序对政府的定位和限制，它同样也可以破坏程序，突破政府职能做“非正义”的事情。所谓依法治国，首先是政府各部门的职能都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由立法机关授权。政府各部门只能各司其职，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何种理由，没有立法机关授权，不能自行变更职权。而国家林业局越位鉴定湖南华南虎录像，不仅有违行政伦理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是在侵犯湖南林业厅的职能范围。尽管国家林业局及时鉴定湖南华南虎录像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影响深远。

如果之前国家林业局表态不会越位鉴定华南虎照是政府的消极行使职能的话，那么现在国家林业局自打嘴巴“越位”鉴定湖南华南虎录像，是在自毁政府信用，而且更是在肆意扩张政府权力，更应值得警惕。

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民间共识和法律前提

文/王小韦

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新京报3月12日)

笔者不清楚，济宁市长为什么在全国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的情况下还有如此底气，对建设标志城言之凿凿。难道是因为有69位理工科的院士联名支持建设文化标志城？或者是有相关领导人的批示？显然，这些不足以构成必须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必要成分理由。

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不可以建设，但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具备合法性。建设文化标志城固然有文化造假、文化浮夸之嫌，也对“国库”造成严重浪费，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华文化标识城的真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真问题是：在文化层面上没有取得民间共识；在政治法律层面上没有纳税人的合法授权。如果文化标志城没有民间共识，它就无从代表中华文化，如果没有全国人大的批准，它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

首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取得民间共识。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孙淑义的提案，中华文化标志城具有法定性、惟一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水平，是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标志。既然要把这个标志城建成代表中华文化的标志，孔孟恐怕承载不了。

众所周知，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从来就不是孔孟一家的文化，尽管自汉武帝以降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官方垄断地位，但是佛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种学派也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佛家在南北朝时代其风头远远超过儒家。而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单单以上的这些儒道佛等也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只有孔孟的文化标识城怎么有资格谈得上代表中华文化，更不用说权威性了。

从现实角度讲，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和网上反对标志城的网民也已充分说明了中华文化标志城没有民间共识，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也承认对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现在有争论。那么中华文化标志城作为代表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建设这个城池，只能叫孔孟文化城，不能叫中华文化城。

其次，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必须取得全国人大授权批准。中华文化标志城初步规划耗资300亿，如此之大的工程仅次于当年三峡的900亿初期投资。耗资如此之多的纳税人血汗钱，显然必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方才可以建设。而且中国文化标志城作为国家民族文化象征，就要有国家水准的样子，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一般常识，以国家名义建设的项目，必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由国务院实施，否则是不能称为‘国家级’或代表国家的。

因此，作为投资数百亿、代表国家文化的标志城项目必须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授权批准。就连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也坦承：“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行都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或授权，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连“标志城”建成后用什么名称，也得由全国人大批准。要是中央不批准那绝对不能搞。

总之，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能建设，即文化层面的民间共识和法律层面的合法授权批准。如果没有满足这两项条件，私自建设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最大的违法违章建筑，笔者强烈呼吁由城管部门予以拆除。

麻辣议政的两会才是胜利的两会

文/王小韦

仔细观察今年两会，不难发现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生活重头戏的两会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勇于讲话，敢讲真话，频频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钉子户才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原因在于票价太低”、“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铁道部雪灾表现90分”、“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等等，不仅如此一些代表委员的发言甚至引来其他代表委员的反驳，甚至是“围攻”，麻辣议政正逐步成为两会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相比于以前两会上代表委员发言“不温不火”，个别代表委员“会前握握手，会中拍拍手，会后挥挥手”，如今出现如此多的代表委员频频发表麻辣语录，敢于“吵架”，显然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的一大进步。这些麻辣代表委员为民请命、激辩国是，可谓尽职尽责，不负选民之托。而反观那些“和和气气”的代表委员，提案不痛不痒，讲成绩，唱赞歌，官腔十足，则是有负选民之托，更严重影响两会的议政质量和效率，选民理应用选票取消这些代表委员的资格。

《论语》有言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显然是既要勇于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看法，更要理性的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两会作为一个社会各阶层充分表达诉求的公开场所，代表委员更应像谦谦君子一样“和而不同”，直言不讳的表达阶层利益，心平气和的理性议政。激烈的争吵，麻辣的议政，把事情摆在桌面上，就不会心怀芥蒂，反而越吵心态越平和，越吵越深入越接近真理。麻辣议政不似海外议员大打出手的丑态，而是直言不讳的阶层利益表达，心平气和的公开辩论，理直气壮的问责。

“两会”本是利益代言与利益协商的场所与平台，各阶层利益表达的越充分，公开辩论越深入，离真理就会越接近，政府执政就会越有民意支持，两会开的就会越成功。直言不讳的表达阶层利益，心平气和的公开辩论，这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的常态，这才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麻辣议政理应成为两会的常态。代表委员把草根的声音更真实更直接的通过两会表达出来，这本来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国际惯例”，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表现。只有这样，两会才是民意的盛宴，才是真正胜利的大会，和谐的大会。

喜看国务院机构改革贯彻三权分立思路

文/王小韦

中国１１日公布了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第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１１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向大会作了说明，提请大会审议。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大部制“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相互协调、相互制衡，有利于发扬民主和避免腐败；通过改革，削减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减少政府过多干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便于政府管理集中于公共管理、社会监督、宏观调控等方面。（新华网3月11日）

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平行分立，互不从属而又互相制约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最初是由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和完善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三权分立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予以拒绝。但是实际上，把三权分立看做是区分政治制度的标准是对三权分立的狭义理解，广义的三权分立是一种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或者程序规则，而不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宪法设计。中国政法大学成晓霞教授就认为“权力分立（制衡）是程序规则而非政治制度，它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类型的权力”。而且我国自隋唐开始的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分立制衡。既然权力分立制衡的理念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类型的权力，那么作为行政权力的大部制改革理应贯彻三权分立，以实现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保障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有效性。

首先，以大部制为主的国务院机构改革贯彻三权分立思路，有助于建设服务性的“小政府”。当前我国行政管理机构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仍然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设置还不尽合理，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建设一个运行高效的服务性“小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官僚政府。基于此理念的大部制改革表面看来是在删减合并相关部委局办，但实际上是在通过合并权力交叉的部委，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廉洁、服务性的政府。

其次，以大部制为主的国务院机构改革贯彻三权分立思路，有助于地方政府等公权力贯彻分权制衡的理念，让公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有。当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方面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贯彻大部制的分权制衡理念，将有利于建立各种权力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既可以避免部分权力过大缺乏制约，更可以有效防止腐败。

公立高校债务只能由政府和学校承担

文/王小韦

前些年，国内一些大学为了建设发展，欠下大量贷款难以偿还，给学校带来很大压力。 10日，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提议，应该向国外大学学习，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长江商报3月11日)

顾海良提议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可以解决高校这些年因过度发展而产生的巨额债务，一个是所谓的国家惯例，另一个就是把那些“被迫”海外留学的人留在国内，钱让中国人赚。

显然，顾海良书记又是拿所谓的国际惯例来给大学减轻债务。如果这招这么管用，直接卖学位赚钱岂不是更快？中国教育培养学生的水平，进校前和毕业后没什么区别，干嘛还要这么让那些高价招收进来的学生在大学“炼狱”四年。

这些年许多大学因扩招过度发展导致背负上巨额债务，导致不少学校不得不缩减科研教学经费。而教职员工奖金减少，教师士气受挫，教学质量自然下滑。尽快解决大学债务问题，让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轻装上阵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但是通过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不仅违背社会公平，也不见得就真能解决大学债务问题。

首先，解决大学债务应从大学自身管理找问题，而不是让学生来为大学债务埋单。这些年顺应国家教育产业化和高校扩招的东风，不少高校借扩招之机大兴土木，抢占市场份额，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益，从而引发债务问题。显然，高校巨额债务问题是高校盲目经营产生的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将此转嫁给学生，通过招收高价生填补债务。

其次，公立高校的属性决定了巨额债务只能由政府和学校共同承担，而不能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由学生来承担。美国哈弗大学等高校基本都是私立学校，通过高收费保持学校运转，通过低收费吸引优秀学生来提高影响力，本就是私立学校赖以生存的市场经营手段。这样的经营手段现在在我国民办高校中也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但我国的公立学校属性决定了高校债务必须由出资方政府和运营方学校来共同承担，而不能转嫁给学生。

最后，招收高价生不见得就能解决高校债务。国内很多孩子之所以到海外留学，最大因素并不在于国内高校不招收高价生，而是看重海外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水平，而且很多人都是富豪，并不在乎国内国外上学的钱多钱少问题。如果国内放开招收高价生，不见得就会吸引那些海外留学的学生。在目前中国教育大环境和背景下，因为无论是从教育环境还是教育质量，国外都比国内的教育性价比高出很多，真正有钱的人还是会选择出国留学，国内招收的高价生更多的就是那些无钱出国而又成绩不高的家庭身上。这样的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高校债务，只会增加普通家庭的教育负担。

期待有代表委员给铁道部雪灾中的表现打分

文/王小韦

全国人大代表、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雪灾中铁道部的表现至少可打90分，而不足的10分中，有七八分是失在我们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都市快报3月9日）

本以为铁道部会对雪灾中救灾不力向公众公开道歉和自我批评；想不到铁道部的官员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铁道部今年雪灾中的表现至少可以打90分。这使我想起前段时间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在即将离任之际，给自己和审计署的打分是70分。这个分数，比及格线稍高，但却比优秀线低。看来，李金华对自己23年的审计生涯仅仅算是基本满意。

饱受公众和政协委员批评的铁道部给自己打90分，而一直以来受到公众和媒体赞誉、敢于披露各部委违纪违规的审计署仅仅给自己打70分，让谁说起来，也觉得铁道部没有半点反省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倒是有不少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作风。联想到前段时间，广州政协副主席批评铁道部，惹来铁道部发言人的痛批，铁老大跟审计署比起来，度量可不在一个档次上。

铁道部不仅度量不成，“为人民服务”的诚意也比不上国家电网。此次雪灾中，绝大多数地区电网完全中断，国家电网积极吸取教训，把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标准由50年一遇防灾标准提高到了百年一遇，而且电网改造不向国家申请补贴，不花纳税人一分钱，完全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也不会将这些费用转嫁到电价上。而铁道部呢，雪灾之后不仅没有充分吸取教训，而是忙着表功。一方面忙着回应政协副主席的批评，甚至亲上战场痛批政协副主席雪灾时身在何处，另一方面，表扬和自我表扬，给自己打分90分，更有铁路局长将铁路一票难求的责任归咎于票价太低，这难道就是铁道部反思雪灾的认识高度？同是国家垄断的国家电网和铁道部，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

铁道部雪灾中的表现到底是多少分，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既然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以全国人大代表之尊给铁道部打分90分，这样表达本群体的利益诉求本是天经地义。但铁道部到底该打多少分，不能仅仅铁道部的人大代表说了算，其他两会代表委员不妨也出来打打分，让各方对于铁道部雪灾表现通过两会这个平台充分表达出来，或批评或表扬，正如铁道部长刘志军所说：“我们始终把批评和表扬都看成是促进铁路工作、改进铁路工作的动力，我们都欢迎”。

政府主导拆迁必须远离商业拆迁

文/王小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透露，随着《城市拆迁条例》的拟定，目前开发商主导拆迁过程的旧模式将变更为政府主导模式。以往，政府决定开发后往往交由开发商实施具体拆迁行为，并由其与被拆迁人协商补偿标准，政府作为仲裁者。开发商的效率可能高一些，但部分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甚至是野蛮拆迁，严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京华时报3月9日)

看到这个新闻，笔者失望之极，如果拆迁过程真得变成政府主导的话，不仅不会规范拆迁和化解拆迁中的矛盾，反而将政府推到拆迁纠纷的风头浪尖，势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首先，从理论上讲政府可以进行公益拆迁但必须远离商业拆迁。征收拆迁公民房屋有些是为了公共利益，有些则是纯粹的商业开发。商业拆迁属于民间物权交易领域，开发商和房屋产权人对物权的相互交易行为，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开发商和产权人应根据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在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下谈判、讨价还价，政府只对开发和拆迁方的资格、指标等进行程序上的审批，不能介入任何实体。如果政府利用公权力直接介入，就是干扰市场经济中物权的自由交易，势必影响市场公平。因此，对于商业的土地征收与拆迁行为，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介入干预其中，而是做好服务，以保证开发商和房屋产权人交易的自由平等公正。而对于公益拆迁，因为本身征收土地和拆迁房屋都是出于公共利益，政府作为执行公共利益的机构，主导拆迁显然是理所应当。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主导拆迁并不比开发商拆得更好。固然，开发商主导拆迁也曾引发不少社会矛盾，譬如有些开发商野蛮拆迁、强制拆迁，甚至半夜拆迁却死不认账等等，但对于开发商的这类拆迁行为，公民可以诉诸公权力、法院和媒体等的救济渠道予以解决（如果法院和公权力能够完全保持中立的话）。而如果一旦商业拆迁由政府主导，政府公权力就彻底沦为开发商的打手和工具，成为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帮凶。政府主导之下，公检法和当地媒体齐出动，还哪有钉子户存在的空间？即使司法机关和媒体不参与其中，政府主导拆迁引发的拆迁纠纷，必然是受害者与政府之间的纠纷，面对庞大的公权力，拆迁受害者维权之路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当下很多地方政府更是乐于介入商业领域拆迁，原因就在于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政绩看待，没有廉价土地提供给商人，不给商人扫平土地上的房屋，商业开发也就无从谈起。在政绩的驱动下，政府公权力介入商业拆迁领域引发社会矛盾的例子屡屡发生，原有湖南嘉禾政府拆迁案，近有辽宁西丰赵俊萍案……显然，政府主导拆迁并不回比开发商拆的更好，更和谐，反而可能危害更大。